作者简介
卓今，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原文出处
卓今：《文学阐释学的“圈”问题及其双向困境》，《求索》年第2期，第36-43页。
摘要：每个阐释者的认知、想象力、情境共振、专业知识都会与其他阐释者构成某种既定的“圈”，这个“圈”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能，并在某一领域专业化、精细化;另一方面极大地限制和围困人的精神自由度。由于知识内部繁衍、行业壁垒造成的因循守旧，从而变得越来越纯粹单一。每一位阐释者都不知不觉处在矛盾中，既有必要维护个人长期养成的独特气质，保证观点的真诚、感受的真实，同时还要超越这个“圈”，使自己融入社会公共性阐释的总体性之中。“圈”问题的双向困境还体现在“偏见”与纯粹客观鉴赏的困境，文化趣味固化与文化动态发展的困境，主体预设与文本客观性呈现的困境。文学阐释者要破“圈”，需要跨越经典的层级和分类，摒弃情感上因激情和魅力的吸引，淡漠利益上的优惠，将阐释主体的认知水平提升到纯粹理性。
关键词：文学阐释；圈；文学经典化；文化批评；困境
文学阐释中存在着某种“圈”，这个“圈”不同于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而是一种“后见”，即后天养成的由教养、社交、个人经历、利益诉求等构成的认知体系，是感性、知性、理性的综合显现。认知体系较为接近的人在阐释过程中容易达成共识，形成相似的观点。当持相似观点的阐释者集体发声时，在公共阐释中会形成一种“势力”或者思想潮流。思想潮流使大多数阐释主体失去选择的自由，被某种集体意识挟裹。个体作为阐释行为的主体，“前见”与“后见”都是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两种特质内应外合后，就是人们常说的“偏见”。“偏见”有时候被有意放大，形成某种独特的阐释风格，当然，被刻意压制而显得理性客观的阐释也是一种风格。主体对文本意图的推测与判定常常受制于“他性”，那么，文学文本所散发出来的意义对每个个体的分布和作用力并不均衡，个体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在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充分阐释的过程中，每个阐释者的认知、想象力、情境共振、专业知识都会与其他阐释者构成某种既定的“圈”，这个“圈”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能，一方面极大地限制和围困人的精神自由度，变得越来越纯粹单一。每一位阐释者都不知不觉处在矛盾中，既有必要维护个人长期养成的独特气质，保证观点的真诚、感受的真实，同时还要超越这个“圈”，使自己融人社会公共性阐释的总体性之中。因为“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原生态和原动力。个体阐释最大限度地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在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规约中，实现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升华为公共阐释”。
一、“偏见”与纯释客观鉴赏困境
“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对鉴赏的要求也应该是纯粹客观，现实中鉴赏者被各种主观因素所限制，那种“无利害的自由的愉悦”对鉴赏者不会造成任何强迫。也就是说理论上存在一种无任何需要的审美。如何避免在偏好、刺激的情况下做判断，“只有欲求被满足以后我们才能分辨众人中谁是有品位的，而谁是没品位的”。鉴赏者必须具备健康丰富的品位和阅历，由于要求太高，这样的鉴赏者现实生活中很少，而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包罗万象的，这里称之为纯客观鉴赏的困境。另一种困境是主观鉴赏的困境。未经训练的鉴赏力凭借感性和经验，意志薄弱且处在成长期的情况下，容易被个人喜好所牵引，这是偏见的困境。康德把这种喜好称之为快适，快适是“带有病理学上的东西（通过刺激，stimulos）为条件的愉悦”。而文学鉴赏恰恰是有偏见的鉴赏。
在文学阐释实践中，这种带有偏见的阐释会得到宽容、谅解，甚至鼓励。阐释活动中无形的规则也有意无意地对这种由偏见形成的“圈”进行保留和坚守。与“前见”一样，“后见”也是保证阐释抵达核心意义的必要程序，既要维护“圈”的行业壁垒，又要突破“圈”的规定性。“圈内”和“圈外”的阐释行为都存在一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要求具备完全的纯粹理性批判性质，它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公共阐释作为一种总体性阐释并不能掩盖个体的差异性。张江对超越性阐释的定义中尽管还对未被接受的个体阐释进行分析，但预测了两种效果，即“因为公共理解与视域的扩大提升，未被理解的个体阐释被理解和接受，并因此而上升为公共阐释;个体阐释终究未被公共理性和视域所接受，最终沦为私人阐释而被淘汰”。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一段时间内被淘汰的个人的阐释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或区域转化为公共阐释。因此，私人阐释与个体阐释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在阐释实践中，“私人阐释”是个体阐释的前形态。如果说某种阐释“沦为私人阐释被淘汰掉”，既然有“被淘汰”这环节，就意味曾经进人过公共领域的竞争，“竞争”行为本身具有公共性质，哪怕只有甲乙两个人的竞争。某种阐释只要进人公共领域，就具有了公共性质，它便是公共阐释的一部分。所有的阐释都来自阐释者个体，个体阐释与私人阐释有概念重合，个体阐释包含私人阐释。从未进入公共领域的私人阐释，有以下几种情况：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停留在思维中还未说出来的东西。有目标读者的文字和交流行为都不能算私人阐释，如信件、未发表的文章。即使是私密的日记、心得、感想，一旦诉诸文字便自动有了公共性。事实上日记也是有潜在的目标读者的。两个人的私密谈论也是公共阐释，甲和乙私下说过的话有可能被对方在某个公共场合或者某篇文章中传播。非语言的阐释行为如禅宗的“心解”，“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式的交流也是一种公共阐释。对公共的定性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是否有“他者”存在，这个他者既可以是单数的也可以是复数的。因为“他者”即意味着开放，也正是“阐”古汉字的本意。“阐”的本意，开则召唤“他者”，闭则拒绝“他者”，专门领域、知识门槛、语言障碍等筑起一道藩篱，形成不同程度的“圈”。
一个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是允许多重阐释的，同时，对一个具有经典品质的文本的理解又总是困难的，没有哪个阐释者能够理解它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文本内部关系展开的过程，既是叙事也是阐释。通常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是将作家对该作品的情节推进定义为叙事，实际上，在作品内部，要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人物构成以及情节推进，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通过人物本身的视角看待关系中的一切，就是一种阐释，包括人物对话也是一种阐释。人物对世界的理解越透彻，就越有阐释的冲动。作家在人物身上附加一些不太明了的意义，设置的事件表面是一层意思，实际上另有所指，多层隐喻，有些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景物，但在作品里这个物象是一个喻体，通过迂回、婉转，使其包含深意。那么物象、意象、情感冲突、思想困境就越多越复杂。中国的文学传统还善于把不便说出来的东西通过隐晦的手法表现出来，即采用一种“春秋笔法”，与可期待的高明的阐释者对话。这种对话不限时空，作者有意放长线，寻求“异代知己”。为了使人物丰满、情绪饱和，在结构上“埋伏笔”“做隐线”，阐释者与作品接通的渠道越多，就越容易形成独特的个体阐释。
在对文本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情感份量、艺术构成进行充分阐释时，阐释者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生活经验、民族国别、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阐释结果。什么是误读？在文学阐释中可能只有相对的理解，没有绝对的理解。这些“后见”所产生的阐释区隔，形成某种“圈”，对同一作品产生不同角度的审视、不同目的的阅读、不同层次的理解，在“圈”内人看来是误读，在“圈”外人看来就是最佳阐释。超越性阐释超越自身的“圈”到达某种通融，有助于加深理解，减少误读。知识丰沛者更容易超越某些既定的“圈”。每一个文本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多重阐释，其中的某一种阐释在当时不占主流，过于超前，或者与审美形态不相符，被当成“误读”，有些明显的误读因为现实需要，也会在公共阐释中占据主要地位。有些真正的有深刻洞见的阐释反而不被世人所理解，而被湮没在时间深处，它们可能有机会在适当的时间重现。
二、“圈”的文化趣味的固化
阐释者从熟悉的作品中寻找“优点”，可能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的确发掘出新东西，二是产生“强制阐释”。为了尽可能找到优点（可能的确有优点），一般会与公共阐释做反向的阐释，即试图放弃融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而就个人体验挖掘文学的价值，做历史的纵深比较，和同时代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发现其“异”的秉赋。文学趣味（或审美）既是阐释者的优势，同时也带来障碍。有多种多样的趣味，如宫廷趣味、文人趣味、小资趣味、市民趣味等，还有恶俗的趣味、变态的趣味。趣味的仲裁者左右着一个时期的经典形成。某一时期或者相当长时期都崇尚一种趣味，后世鉴赏者可能对此轻视和唾弃。但在当时，如果要进入这个精英趣味的“圈”，就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审美。为了显示学问和地位的优势，文学史中经常阶段性地出现“华丽轻浮”“雕琢词藻”的文风，当词藻堆砌不断加码，变态的生僻字，艰涩的用典使这种风尚变得臃肿不堪时，就会被清新质朴的风尚所代替。为什么后世读者很难见到那些“堆砌”的诗句，所留下的名句大都是风格质直的诗？那是因为经过了公共阐释的筛选。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时期都反感辞藻华丽的文风。“文”“质”之争不断，“以文害意”的担忧只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打破文化精英建立的小圈子，破除极少数的人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为此精英内部的叛逆者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进行“破圈”运动。
与宫廷趣味、文人趣味、小资趣味等“高级趣味”形成对应的是大众趣味。大众趣味的价值选择也有一套标准。事实上，风尚的形成大多是由大众选择的结果。在农业社会的慢信息时代，通过说唱文学、民间曲艺进行公共阐释。以杀富济贫、伸张正义、快意恩仇的故事为外壳，故事的真正内涵包含着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弱势群体更喜欢在充满杀戮的故事中将自己代入正义的一方，尽管这种正义在当时也不具有合法性。文学经典传承文化传统，保留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尤其是精神性保持和流传，故事传播在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深度上程度不一，最广泛最持久者显然得到了公共理性的检验，并被奉为经典。每一部经典都萃取了那个时代的精华。有些古代经典完全不具有现实意义，也不能与现代性对接，但其历史意义无可替代。一个阶层的精神特质造就那个阶层的文学经典。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看待这个问题，它同样具有文学阐释“圈”的文化特征。
“圈”的扩大与缩小。由于后现代文化多元化和人的生存空间变化、观念更新，新的文学品种不断介人，文学阐释的“圈”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21世纪越来越占主流，传统的静态的文化产品如书籍、报纸、杂志、美术作品、文物展览，扩展到酒吧、城市广场、主题公园、旅游胜地、度假村;传统的流动的文化产品如说唱艺术（戏曲、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扩展到游戏、广告、动漫、短信、小视频、旅游。这些固定的和流动的载体既负责文学经典的传播，同时自身也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成为公共阐释者的阐释对象。电子媒体、数字化媒体、资本运作主导大众审美，内容无限丰富，体验性却无限减弱。作为视听媒介，包括在体验媒介（游戏厅里飙车、攀岩、冲浪、蹦极等虚拟运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有可以享用的文化产品。商家提供永无止境的新鲜文化产品。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文学院很大一部分学者已经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学者们从纯文学转向了文物鉴赏，从作家作品研究转向游戏研究，从文化内容转向传播介质，而以文本为载体的文学阐释地盘越来越小。历史发展迫使人们做出选择，人文学科要想成为思想文化的先行者，必然要深入其内部，否则将无法把握复杂的文化现实。由于新的文化样式日新月异，目不暇接，文化研究者深感理论上的力不从心和研究方法上的滞后。在这一背景下，过去的文学经典名册被重新洗牌，一些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受到质疑和挑战。文化研究者用新理论重新阐释旧的文学、文化现象，并试图用文化研究涵盖文学研究。总体上文学阐释的“圈”在扩大，与其他学科的“圈”交叉、合并也更为频繁。文化研究学科变化为包括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等的各种阐释圈。
1.女性主义阐释“圈”。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调整，性别问题比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更突显，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门新学科。女性心理学家认为女性的刻板印象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实验表明当合作者对女性没有刻板印象时，她们在智能测试中的表现就会更好。“另一个产生自我实现预言的过程被称为行为确认（BehavioralConfirmation）（人们的行动如何导致他人所期望的行为）。许多与男人和女人有传统的特性是由自我表达和行为确认的结合导致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人们使用社会类别进行各种管理是一种认知错觉。为了使世界有序和可控，用社会类别解释人们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有限的信息会导致不正确的普遍原则。以此观点来检视文学作品，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长期以来把持着这种信息控制。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应该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经典文学。以《水浒传》为例，在女性主义研究者看来，这部作品问题很大，女性人物角色占比很少，有名有姓的女性只有8人，这8人中多是荡妇、坏人、妓女。“其余女性角色或者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而更多女性角色则是无名无姓，仅用妇人代称呼”。还有一系列妖魔化女性的问题，如外貌描写标签化，妖娆美丽的女子都是荡妇淫妇，对女英雄进行贬损性的外貌描述，要么长相丑陋，要么给予很糟糕的外号，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水浒传》自问世以来，女性读者与大众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话语权。女性叙事的缺陷是否瓦解《水浒传》的经典性？文学研究领域女性学者人数增多，女性理论家批评家有一定的话语权，女性主义批评家需要超越性阐释。跳出个体视角，正视历史实事，把这种缺陷看成一种警示性问题来思考。《水浒传》的文学品质是保证超越性阐释的基石。性别问题导致的文化遮蔽还包括超前性文艺作品。阐释者由于时代、文化主张等原因，而使作品的价值被遮蔽和埋没。“男性视角”的“圈”问题也是需要突破的问题，一些具有超前性的文艺作品因为性别原因在阐释过程中受到遮蔽。张驁（约-）的《游仙窟》是一部超前的女性主义作品，书中两位女性调情时表现出来的优雅和自信，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期待。这些女性游戏人生的价值观、高调的女性享乐主义和把控性爱的能力为男权社会所不容，最先锋的批评家也无法超越当时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格调。他们仍以男性视角阐释，认为此小说表现了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情趣。这部小说被时间所湮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艺术表现力怪诞，行文以韵语对话，文辞华艳浅俗。到了19世纪，中国学者在日本发现了这部小说。日本批评家对此有过一些评论。21世纪的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年前的先锋作品。
2.生态批评阐释“圈”。生态保护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文化现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话题。生态批评的美学基础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反思对象，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对自然的干预看成一种值得称赞的能力，并且不加节制地颂扬。生态批评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恶果，对一切损害生态的行为加以批评，从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问题。极端化的生态批评抽掉了审美活动中人作为审美主体这个前提，从而陷人审美行为与审美主体不可兼容的困境。在文学阐释实践中，除了突破生态批评困境，还要以历史的、逻辑的方法看待特定的文本，否则就会陷入“强制阐释”。生态批评所遵循的“环境公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人与非人的问题，还包含人本身的环境公正问题，即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下的人种、阶级、国别、性别等方面处于弱势的人，如何平等享有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