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钟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规律及治理研究”（20ZDA）、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17JC）、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微热点研究院、高威、刘益东、杨程、以及闪雪萌等对本研究的支持帮助。
数字与社交媒体改变死亡与悼念的形态，扩展了传统哀悼与纪念的空间（Brubakeretal.,）。网民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构建对自身亲人的数字化哀悼，也会通过与并非亲友的已逝公众人物的社交媒体账号互动表达集体性怀念，可以说，针对公众人物的网络悼念形塑出新的交往空间与情感表达形态，值得分析与研究。正是在这个学术脉络下，新冠疫情中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成为一个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具有特殊性的网络哀悼与情感表达观察样本。本文通过计算传播研究方法，抓取并挖掘分析年2月-年2月整整一年间李文亮微博下的万多条评论，以期理解这一特定的网络公共哀悼事件，并藉此探讨网络哀悼与延展性情感空间的普遍理论问题。
一
社交媒体、公众人物的
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
（一）死亡与悼念的历史沿革：从社区化、私密化到公开化、网络化
根据沃尔特（Walter，）的概括，死亡与悼念形态随历史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型死亡”，个人在所处的家庭和社区中公开地死亡，悼念仪式是一种社区性集体规范；进入20世纪之后，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社会所对应的“现代型死亡”转向更加私密化的死亡与哀悼经验，个人在家庭、医院等封闭空间内私密地死去，居住的远距离与社交网络的碎片化使得丧亲者悲伤的表达与疗愈局限于私人体验，除非主动讲述难为外人所知；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人们进入“后现代型死亡”，名人文化、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结合为新的集体性哀悼提供了可能，去世的名人或在灾难、事故、战争等特殊情境中去世的普通人，会同时在线下（如灾难现场的鲜花）与线上（如Web1.0形态的纪念网页）得到大规模的公开哀悼与纪念，但这并未改变绝大多数情境下普通人死亡的哀悼依然处于私密的个体化状态；第四阶段则基于以UGC（用户创造内容）为主要特征的社交媒体崛起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对名人和普通人的哀悼都进入大众书写的“网络悼念”时代，沃尔特称其为“社区的回归”——世界变得有点像一个前工业化时代的村庄，“所有人都能看到送葬者，所有人都能听到敲钟声”（Walter，：14）。
围绕死亡与哀悼的线上空间大体可分为“专设”和“挪用”两类（Sofka，），前者指亲友为纪念逝者专门搭建的网页，后者指逝者作为“数字遗产”（digitalheritage）自然遗留下来的其生前使用的社交媒体账号。由于后者相比前者保留了逝者生前丰富的话语表达、在线行动与关系网络（如网民从李文亮的生前微博看到了一个爱看《庆余年》也爱吃鸡腿的生动的年轻人），因而提供了一个去碎片化、有机的“哀悼社区”（
